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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禹 治 水

浏览次数: 日期:2011年6月9日 23:43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我国黄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 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滔滔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大批人口和牲畜死亡,房舍和积蓄也为洪水所吞噬。大水经年不退,灾民们扶老携幼,到处漂流。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之中。

唐尧主持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专门研究水患问题。当时部落联盟议事会议主要由“四岳’’即四个部落首领组成。他们一致推荐有治水传统的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办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但是洪水如此之大,所修筑的堤坝频繁地被大水冲垮。鲧在九年中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没有能制止水患。尧的助手舜巡视各地,发现鲧治水无方,便把鲧放逐到羽山 (今山东郯城附近),将他处死在那里。

唐尧死后,虞舜继位为部落联盟领袖。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推荐,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禹联合了共式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他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淮南子·原道训》记载:“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说他以水为师,善于总结水流运动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因势利导地治理洪水。为了掌握下游地区的地形情况,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带着测量工具,到各处勘察地形,测量水势。在此基础上,他带领百姓,“疏川导地势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于是,人们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们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诗经》歌颂禹的功绩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说他平治了水灾,把梁山之野开辟为良田。

大禹不仅聪明能干,更为可贵的是,他富于牺牲精神,勤苦耐劳,为天下人谋利益。治水工作艰苦而繁忙,他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离家去参加治水。作为一个部落首领,他“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亲自指挥和带领大家劳动。他经常光着双脚下水干活,风吹日晒,栉风沐雨,腿上的毛都磨光了,脸孔也变黑了。他就这样“劳身焦思”,辛辛苦苦地干了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

大禹很注意集中百姓的智慧和力量。在生死悠关的危机面前,备氏族部落齐心协力,团结协作,保证了治水的成功。大禹领导百姓平治水土、发展生产有功,得到人们的拥护,人们便把这位治水英雄推举为政治领袖。虞舜去世以后,禹就接替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是由各氏族部落的首领民主推举产生,这种推举制度叫做“禅让”)。禹是原始社会末期由民主推举产生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领袖。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自然地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形成了对部落联盟的强有力的领导。他“铸九鼎”,“定九州”,按照行政区划加强对各氏族部落的管理,并且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划分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原始的民主制度逐步被打破,后来,大禹传位给他的儿子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大禹治水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历史的开端,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国与治水始终密不可分。

大禹治水的传说体现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人定胜天的民族精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流传着远古大洪水的神话,都说在远古时代有一次不可抗御的滔天洪水,几乎灭绝了民族,最后仰仗神的旨意,才得以避险,使极少数人生存繁衍下来。而只有在中华民族的神话里,才有洪水被大禹治得“地平天成”。这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与水旱灾害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大禹治水的功绩一直受到后人的赞颂和怀念。战国时期仍有人感慨系之:“微禹,吾其鱼乎!”说要不是禹,我们现在早已变成鱼虾了。大禹治水的地域,据专家考证,是在今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后来,大禹治水的传说普遍流传,在以后世代的口口相传中,人们把远古时代许多重要的水利活动都附会在大禹身上。人们甚至将一些自然力创造的奇迹,疑为鬼斧神功,也附会在大禹的身上,更增加了几分神话色彩。传说他除了治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江河陂泽外,还导江岷山、导淮桐柏、导河积石,凿龙门,辟伊阙,下砥柱等等。又传说他死后,葬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上,也就是今天的大禹陵。对大禹的缅怀,是对英雄的纪念,也是对治水的呼唤。

          管子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

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敬仲,尊称管子,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管仲出身贫寒,曾做过小本生意,养过马,服过兵役。在这期间,他跑过很多地方,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曾一度侍奉齐国的公子纠,与齐桓公进行继位之争。后来齐桓公取得胜利,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沦为阶下囚。但由于管仲的才能出众,受到齐国大夫鲍叔牙的让贤推荐,遂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管仲任齐国国相40多年,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治理国家和人民必须从经济入手,因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物质基础对于社会的道德风尚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他始终致力于发展生产,富国强兵,齐国国力得以迅速增强。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境内)大会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的业绩备受后人的推崇,连孔夫子都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管仲,后人要过着怎样贫穷而野蛮的生活。

管仲不仅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还是著名的治水专家。他特别强调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把兴修水利看作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

有一次,管仲与齐桓公一起探讨治国方略,管仲进言道:“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所谓五害即:水,旱,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就是说,水和旱都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危害最大。治理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五种自然灾害,才能确保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安定,国家繁荣昌盛。在我国历史上,管仲第一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管仲认为“除五害,以水为始”。水分干流、分枝(支)、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要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兴利除害,使其为灌溉和航运服务。治理水害必须防患于未然,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应设置水官,选拔对水利工程技术比较熟悉的人员担任。冬季要经常视察河渠堤坝,发现需要维修治理的,要及时向官府报告,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在不妨农时的情况下,发动百姓兴修水利,并经常检查维护。汛期堤坝如有毁坏,要把责任落实到人,抓紧修治,官府组织人力支持。遇有大雨,要对堤防加以适当遮盖,在迎水冲刷的危险堤段要派人据守防护。“终岁以毋败为固,此谓备之常时,祸从何来?”只要整年都保持牢固不坏,随时防备,祸患就无从产生。

关于农业灌溉,管仲认为:“夫水之性,以高就下”。引水灌田要顺应水往低处流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要引水灌溉高处的农田,就需要在上游修建堰坝等扼水建筑物,为引水创造先决条件。还必须选择渠道的合理坡降。坡降大了,水流过快,会冲毁渠道,甚至剥蚀石头。缓了,水流过慢,又会造成渠道淤积。当渠道通过难以避免的道路、小河或沟谷时,还需要修建多种形式的建筑物,如倒虹吸管、跌水等。这样,水就可以“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沿着渠道顺着地形向远处的农田流去。管仲还对渠道水流中的水跃和环流两种破坏性的水力现象,作了比较科学的论述,初步认识到:水跃现象是由于渠道纵横断面上的局部突然升降造成的。并指出,水跃能够破坏工程,甚而导致“水妄行”的事故发生。在2000多年前,能够对渠道工程中有关水力学的问题作出如此明晰的说明,是难能可贵的。

管仲主张,水利工程的施工民工要从百姓中抽调,秋季末期就要按人数、土地多少组织施工队伍。不要平均摊派,要区别男女大小,依劳力状况分工。丧失劳动能力的,可免其劳动;有病不能干活的,可算病假;不能出全工的,可出半工;被征派治河的,可代替服兵役,并造册上报官府。冬天就要备好筐、锹、板、夯、土车、防雨棚车和食具等用具。工具数量要合理搭配,以利组织劳力,提高工效,同时要留有储备,以便替换被损坏的工具。工具都要经过水官和地方官吏共同检查,防止虚报或滥竽充数。除备好施工工具外,还需备好柴草和埽料,以作夏秋防汛之用。为了严格督促,还要建立一套奖惩制度。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力量,齐心合力投入到治水中去,并做到有备无患,常备不懈,万无一失。

针对齐国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组织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季节应是夏历春季。因为“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裂之时也”,这时土料含水量比较适宜,容易夯实,工程质量有保证。而且这时“山川涸落”,处于枯水时期,可以把河床滩地上的土取来筑堤,既起疏浚河床的作用,又可以节省堤外的土源,以备夏秋防汛抢险时有足够的土料。再者,从农事来说,这期间“故事已,新事未起”,是农闲季节,且昼长夜短,气候适中,要利用这个大好季节兴修水利,构筑堤防。而其他季节则“不利作土功(工)之事”。2000多年前,管仲提到的一些原则,直到今天还在应用。

管仲还对城市水利作过专门研究,有着十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选择都城或城市的位置,不要很高,以免造成取水困难;也不要太低,以减少防洪排涝的工程量。良好的水利环境对于城市建设必不可少。既要拥有足够的水资源,又要具备良好的防洪条件。城市建设布局要因地制宜,视地形和水利条件而定,不必拘泥于一定的建筑模式。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也即奴隶制社会晚期,诸侯争霸十分激烈,为了发动兼并战争,各国纷纷实行改革,加之铁制工具的应用,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水利建设应运而兴,从而在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管仲的这些论著,可以说是我们祖先与水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管仲的理论和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一些崇奉管仲的学者,搜集整理管仲的文论,记述管仲的言行,并以管仲为旗号,阐发自己的主张,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最后积累集结成《管子》一书。该书现存76篇,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方面。其中有关水利问题的论述集中在《度地》、《乘马》、《水地》等篇。

              孙叔敖与芍陂

孙叔敖,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期思)人,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水利家。初为楚国大夫,楚庄王时官至令尹(相当于宰相)。拜令尹时,吏民皆来朝贺。有位布衣老者姗姗来迟,严肃地对他说,地位越高越要体恤下情,官职越大越要谦虚谨慎,俸禄越厚越不能有贪心。你能谨守这三条,就足以把国家治好。孙叔敖把老者的话当做座右铭牢记在心。他任令尹后,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淳美;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奸邪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把孙叔敖列为《史记·循吏列传》之首,称赞他是一位奉职守法、善施教化、仁厚爱民的好官吏。

孙叔敖十分热心水利事业,主张采取各种工程措施,“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爱,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他带领人民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发展农业生产和航运事业,为楚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亲自主持兴办了期思雩娄灌区和芍陂(音勺杯,shao bei)等重要水利工程。

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前许,孙叔敖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雩娄灌区。在史河东岸凿开石嘴头,引水向北,称为清河;又在史河下游东岸开渠,向东引水,称为堪河。利用这两条引水河渠,灌溉史河、泉河之间的土地。因清河长90里,堪河长40里,共100余里,灌溉有保障,后世又称·。百里不求天灌区”。经过后世不断续建、扩建,灌区内有渠有陂,引水入渠,由渠入陂,开陂灌田,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的灌溉体系。这一灌区的兴建,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了楚庄王开拓疆土对军粮的需求。因此,《淮南子》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楚庄王知人善任,深知水利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命治水专家孙叔敖担任令尹的职务。

孙叔敖当上了楚国的令尹之后,继续推进楚国的水利建设,发动百姓“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在楚庄王十七年(公兀前597年)左右,又主持兴办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芍陂因水流经过芍亭而得名。工程在安丰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附近,位于大别山的北麓余脉,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当时,这里是楚国北疆的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对当地的军需民用关系极大。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组织当地人民修建工程,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洼的芍陂之中。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又避免水多洪涝成灾。后来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灌溉水源,使芍陂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

芍陂建成后,使安丰一带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并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楚国更加强大起来,打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晋国军队,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300多年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国被秦国打败,考烈王便把都城迁到这里,并把寿春改名为郢。这固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是由于水利奠定了这里的重要经济地位。芍陂经过历代的整治,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遂改名为“安丰塘”。如今,芍陂已经成为淠史杭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灌溉面积达到60余万亩,并有防洪、除涝、水产、航运等综合效益。为感戴孙叔敖的恩德,后代在芍陂等地建祠立碑,称颂和纪念他的历史功绩。l988年1月,国务院确定安丰塘(芍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始皇兴修水利,富国强兵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关于秦始皇修筑长城、统一中国的历史,已经妇孺皆知。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秦始皇实现全国统一,水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秦国从一个荒蛮小国发展为国富兵强的春秋五霸之一,再到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又一统天下,是以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的,其中水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秋前期,秦国的势力已扩展到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秦 L在东迁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农作物耕种,发展农业生产和灌溉。善国很快富强起来。有一年,与秦国相临的晋国遭遇了严重饥荒,习秦国求援,秦穆公用船运车送,运输粮食的队伍从秦的雍都一置连续到晋国的绛都,可见当时秦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大大发展量来。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都力图一统天下。由于割据各国互相敌视,因此,兴修水利时都是于己有利旨而为之,无利者则不为。不仅如此,一遇水灾,甚至以邻为壑,互相转嫁水灾,所谓“壅防百川,各自为利”。结果出现了如《战雪策》所记载的“东周欲种稻,西周不下水”的局面。更有甚者,交战国还以水利工程作为战争武器,不惜决堤放水,灌淹敌国。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决黄河水淹长垣。公元前281年赵国攻魏也故技重演。战乱、水灾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人民以及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结束割据局面,实现统一。

秦国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加入到争夺霸权的角逐中来。秦穆公以后的几代国君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实现称霸天下的野心,在政治上积极实行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织,发展生产,使秦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秦昭元前306前251年)秦国的势力已经向南扩展到今天的四川一带。当时岷江每年泛滥成灾,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秦昭王任命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郡守,兴修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变水害为水利,消除了岷江水患,方便了航行和灌溉,灾害频繁的成都平原一跃成为“水旱从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成为秦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秦昭王朝代成为秦国的大发展时期。到秦庄襄王时,秦国已经据有天下1/3的土地、3/5的财富。战国策说秦“积粟如丘山”。公元前246年秦王赢政继位。他顺应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继续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秦始皇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战争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关中平原是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里地处渭水流域,有肥沃的土地,但却经常遭受干旱的威胁,造成粮食减产。因此,发展关中水利,建设关中粮仓,已成为秦国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韩国是秦国东面的近邻,对秦国统一六国的野心和自己所处的首当其冲的位置,深感不安。韩国自知弱小,不堪一击,无法与强大的秦国抗衡。为了保护自己,在秦王赢政继位那年,韩国便投其所好,派遣水工郑国去秦国,游说秦始皇兴建沟通泾水和洛水的大型灌溉工程,企图以此引诱秦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上,使其无力发动兼并战争,从而达到保全韩国的目的。但这个“疲秦之计”在工程开工后不久败露。秦始皇勃然大怒,要杀死郑国,而郑国却从容不迫地说:“臣始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秦始皇。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没有可靠的经济实力不行,而发展农业经济又不能不依赖于水利建设。因此,对郑国的这番分析,“秦以为然,卒使就渠”。工程建成以后,引泾水淤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石)。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在统一六国、平定中原以后,秦始皇又命史禄自零陵至桂林开凿了一条运河,沟通湘江和漓江,总长30公里,宽5~7米,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灵渠凿通以后,大大便利了军队和粮食运送,很快统一了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将南方广大地区纳入秦朝的版图,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现场指挥黄河堵口

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名刘彻,是我国封建时代颇有作为和影响的君主。他16岁做皇帝,在位54年,占整个西汉王朝的1/4时间。在他统治期间,推行了许多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措施,并致力于巩固边疆,开拓疆土,使汉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局面。汉武帝统治时期,还是我国历史上水利事业 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之一。水利建设为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当时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在关中和西北地区,举办的水利工程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位于黄河中游,泾、渭、洛诸水纵横其中。为发展农业生产和航运交通,汉武帝 统治时期先后修建了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工程。

西汉初年,每年从关东地区经黄河、渭水向长安(今西安)漕运粮食仅数十万石。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外事边防,内多兴作,政府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对漕运的信赖也日益严重,漕运量猛增到上百万石。而渭水迂曲宽浅,险阻甚多,长度达900余里,要花6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汉武帝接受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发动数万人经过3年的艰苦施工,开凿一条300余里的漕渠,引渭水,沿终南山(秦岭)北麓,东至黄河,漕运3个月就能抵达长安,不但节省时间和运费,还可以利用余水灌溉民田万余顷。这条人工运河一直延续使用到唐代,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

大约在元狩至元鼎年间(公元前122—前111年),汉武帝接受庄熊罴的建设,开凿了龙首渠。当时,长安附近临晋县(今大荔县)的百姓,希望引来洛水灌溉重泉(今蒲城县东南)以东10000多顷产量不高的盐碱地。如果引水成功,每亩可增产10石。汉武帝批准了这项计划,发动军卒上万人开凿渠道。当挖到临晋上游的澄县(今澄城县西南)附近时,遇上了横亘东西的商颜山(今铁镰山),给施工带来了困难。起初曾采用明挖办法,但由于山势较高,开挖太深,黄土覆盖,开好的渠岸常常滑坡塌方。于是采用井渠法施工,在山坡上打若干个竖井,最深的达40余丈,使“井下相通行水”。经过10多年的施工,这项工程基本建成。由于开挖渠道时挖到了“龙骨”,因此命名为龙首渠。不过,由于渠道未加衬砌,坍塌严重,因此没有发挥多大效益就报废了。但是,它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方法的先河,司马迁说:“井渠之生自此始”。10余里长的隧洞能够准确确定渠线的方向和竖井的位置,说明这项工程的测量和施工技术水平都是很高的。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令左内史倪宽主持兴修了六辅渠,从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引水,开挖六条小水渠,灌溉郑国渠旁边地势较高的田地。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汉武帝又在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下兴办了白渠。从靠近郑国渠渠首的谷口引取泾水,在乐阳(今高陵县东北)注入渭水,渠长200里,灌溉4500余顷的土地,取得显著效益。因发起人白公而命名为白渠。当时有民歌唱道:“田於何所,池阳(泾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白渠与郑国渠齐名,因此,人们习惯上把两渠合称为郑白渠。

水利建设促进了关中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时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水利使这里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基本经济区。

汉武帝还专门颁发诏令,要求各地注意兴修水利。诏令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意思是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有水源灌溉才能保证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关中平原地区,名山河川很多,应当充分加以利用。老百姓没有充分认识其巨大效益,因此要组织他们开挖沟渠,修建陂塘蓄水,可以备水防旱。这个诏令表明了汉武帝对水利和农业的重视,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水利建设的开展。

汉武帝还亲自指挥了一次工程艰巨的黄河堵口工程。元光三 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南岸濮阳瓠子决口,河水汹涌南流,夺淮河、泗水入海,使梁、楚之地16个郡(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受灾。汉武帝接到灾情报告之后,即命大臣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由于水势汹涌,势不可挡,决口刚刚堵好就被冲毁了。当时汉武帝的舅父田蚡(音坟,fen)作丞相,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南流,使北岸避免了水患的威胁,因此他竭力反对堵口,主张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汉武帝不了解真情,并为迷信所惑,就此作罢,致使黄河泛滥长达20多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登泰山封禅,亲临黄河,见洪水滔滔,老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他幡然醒悟,于是,决定派汲仁、郭昌征发数万军民堵塞决口。汉武帝自己亲临堵口现场指挥,并“沉白马玉璧于河”,表示治河的决心。命令随行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参加施工劳动。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堵口成功,制服了洪水,梁楚之地(今河南、安徽一带地方)从水患中被解脱出来。为纪念这次规模浩大的堵口行动,汉武帝命人在新修的黄河大堤上修建一座宣防宫,并亲自创作了著名的《瓠子歌》二首,记述这次堵口的经过,既发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的 慨叹,又表达了“宣防塞兮万福来”的心愿,希望防范洪水,祈求幸福平安。一时间,这两首歌被广为传颂。汉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曾亲身经历过瓠子堵口,并身背柴草参加堵口劳动。他“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深深地为瓠子堵口的壮观场面和汉武帝《瓠子》悲壮诗句所感动,慨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他感到水利和水害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于是把水利纳入他的不朽巨著《史记》之中,成为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

汉武帝对这次由他亲自指挥的堵口工程颇为得意,从此更加 注重水利建设。这次堵口成功也给全国树立了兴水利、除水害的典范。生动的事实说明,水利对于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水利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重视,因此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各郡“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关中地区新修了灵轵渠、成国渠;汝南郡(治今河南汝南东北)、九江郡(治今安徽寿县)引淮河水灌溉;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附近)引巨定泽(今山东清水}自)灌溉;泰山郡(治今山东泰安东)引汶水灌溉。各处兴修水渠,灌溉农田“各万余顷”。其他小型水利工程更是不可胜数。汉武帝统治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水利大发展时期。

             明太祖重视水利

明太祖朱元璋是我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几位颇具雄才大略、在治国方面有所建树的皇帝之一。他以布衣百姓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扫平群雄,将元朝统治者逐出中原。在平定全国、建立明王朝以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使得国家经济在他执政的洪武时期便达到了鼎盛阶段。

明朝建立初期,在经济上面临的是一幅凋敝不堪的景象。20多年的战乱使整个中国遍地荆棘,满目疮痍。当时的河北平原,荆棘丛生,人烟稀少;一向文化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草木茫茫,虎豹出没。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衽与民休息的政策。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采取了释放奴婢、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

他规定,凡在战争中荒废的土地,一经农民重新开垦,即归重垦者所有,一旦原主返回家乡,则由政府在附近拨给同样面积的荒地。原为荒地者,垦出后亦归开垦者所有,3年内免征田赋。他还积极推行军屯,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边疆士兵三分守卫,七分屯田;内地士兵二分守卫,八分屯田。由政府发给种子、耕牛和农具。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各地的屯田垦荒取得了显著成效。洪武元年至十三年(1368~1380年),新垦土地180多万顷。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全国土地总面积达到366.8万顷,洪武末年突破了400万顷,比元末增加一倍以上。伴随着大量土地的开发,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各地修建了大批水利工程。

明太祖要求全国各地地方官员,凡是老百姓对水利的建议,必须及时报告。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特别向工部发出指示,全国凡是陂塘湖堰能够蓄水、泄水以防备洪涝旱灾的,都要根据地势,一一修治。于是,分别派遣国子监生和专门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在他的关心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发展水利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据统计,到第二年冬天,全国共兴修塘堰40987处,整治河道4162处,整修陂渠堤岸5048处,全国各地普遍兴修水利工程。

屯田拓荒,兴修水利,促进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税粮收入达到3278万余石,比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2088万余石增加了l/3,与元代全国税粮收入1211万余石相比,增加了差不多2倍。《明史》称赞说:“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发粟赈贷,然后以闻。”这个叙述大体反映了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也反映了明太祖统治时期兴修水利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康熙皇帝把水利作为施政的头等大事来抓

清王朝定都北京,统治中原以后第二代皇帝名叫爱新觉罗。熙,因此,人们习惯上称他为康熙皇帝。他8岁即位,69岁去世,在位达6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建树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清王朝不仅在政治上得以长期稳定,而且在水利上也得到重大发展。他自己曾经说过:“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三藩”是政治问题,清王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汉族将领吴三桂、耿仲明及尚可喜立了大功,分别被封王据守云南、广东、福建要地,他们居功自傲,不听号令,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另两件大事都与水利有关。所谓“河务”,即黄河的防洪问题;所谓“漕运”,即通过运河进行的南粮北调问题。康熙皇帝将河务、漕运与平叛三藩并列,作为施政的头等大事来抓,足见其重视程度及治水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

康熙皇帝讲求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明末清初,黄河、淮河并流入海。黄、淮与运河在清河(今江苏淮阴市)附近交汇。由于黄河堤防失修,决溢频繁,运河航运也常受阻。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黄河倒灌洪泽湖,大堤决口34处,淮水冲入运河,运堤溃决300余丈。接着,黄河大堤又溃决几十处,河南、安徽一带一片汪洋,不仅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危害,而且切断了维系清朝统治的经济大动脉。这时,康熙皇帝除及时任命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每年拨银300万两,加紧治河外,他自己也改变了对治水只作一般政策性指导的方法,亲自钻研水利理论,并从事广泛的实地调查。

为了掌握黄河的第一手情况,他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他乘船调查过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清口等地,又亲自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视察。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他派人探寻源头,提出了上下游兼顾的治理方略。在康熙二十三至四十六年(1684~1707年)间,他曾经六次南巡,又详细视察了黄河下游和江苏境内的运河,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方案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治水工作的开展,后人将他的治水言论汇编成书,定名为《康熙帝治河方略》。

康熙皇帝十分注重对治水官吏的考查。他认为治水。“务在得 人”,要亲临现场指挥,关在衙门里是搞不好治水工作的。他指示 河道总督在汛期要亲赴重要工区。年纪大而不能经常巡视的,也 要选派得力官员,分守重要险段。而在大雨时期,巡查更要加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他第三次南巡时,见到江北运河一处堤 防修筑质量特别好,便把自己的一支箭交给施工官员,让其向河 道总督汇报修筑方法,并指示总督于成龙说:“此等官员不奖励,何以服众?”他命令于成龙立即给予重赏。

康熙皇帝对治水中欺瞒上级、崇尚空谈的行为严厉训斥,对 治水失职的官吏则给予严惩。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他最后一次南巡到苏北,视察溜套工程,“由清口登陆,详看地方形势”。然后在曹家庙行宫门前,接见张鹏翮等负责河务的地方官员。康熙帝问张:“你上奏开溜淮套河,你谈谈对此工程的看法”。张鹏翮回答:“皇上爱民如子,不惜百万帑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康熙帝对张只知歌功颂德,而对治河工程却讲不出半句有用的话来,非常生气,遂对张说:“你所说的都是无用的空话,我要问你的是河工事务。你做文章可以敷衍成篇,要论政事必须实在可行,然后才能发言。现在满汉文武大小官员齐集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把这河该不该开的道理明白地讲出来,反而要讲这些无用的话?”张鹏翮回答:“我原来是根据前人的图样决定开溜淮套河的。后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皇上亲临阅视,亲定开不开啊!康熙帝听后大怒,严厉斥责他说:“今日沿途阅视,见所列标竿错杂,问尔全然不知,问河官亦皆不知。河工系尔专责,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张鹏翮无话以对,吓得跪到地上,去掉官帽,连连磕头请罪。于是,康熙皇帝对面前的大小官员们说:“今日乘骑从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与伊等进呈图样迥然不同,且所立开河标竿,多在人坟墓之上。若依次开河,不惟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墓。”接着,康熙皇帝又阐述不能办溜淮套工程的道理:“先年靳辅所开中河,凡漕运商民船只,避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此河确有成效,至今往来之人,尚追念之。但靳辅所开,止因旧河身疏浚。今欲开溜淮套,必然凿山穿岭,不惟断难成功,即或成功,将来汛水泛滥,不漫入洪泽湖,亦必然冲决运河矣。……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若将洪泽湖出水之处再行挑浚,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有河形,宜更加挑浚,使商民船只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挽运,为利不浅矣。”之后,康熙皇帝下令将沿途所立开河标竿全部撤掉。“百姓见之,欢腾雀跃”。

康熙皇帝勘察完后,又训斥张鹏翮说:“尔任用一二不肖官吏,偏听其言,河工事务,漫不经心。安居署中,两三月不一出,惟以虚文为事,语多欺诳。”并告诫张鹏翮说:“尔等奏报的溜淮套开河,不仅是地方官希图私肥,也是河工官员妄冀升迁。这些人怎么能开河呢?”张鹏翮张口结舌,面如土色,只得支吾着回答:“臣误听小人,罪实难辞。”不久,康熙皇帝下令,对渎职官员分别给予革职降级处分,指示张鹏翮等人“宜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勉尽职守。”可见,康熙皇帝对官吏奖罚是很分明的。

康熙皇帝重视科学技术,他本人也精于水工测量。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他巡行到苏北高邮,亲自测量出运河水比高邮湖水高4尺8寸,便指示河道总督于成龙说:“湖水似不能越此堤而入运河。这段工程甚属紧要,应着差贤能官员作速查验修筑”。行至扬州,他又亲自司仪,测量出宝应清水潭运河水位高出运西诸湖水位1尺3寸9分,及时指示官员“应加紧建造湖之石堤”。他在黄、淮、运交汇处进行水准测量,针对洪泽湖水位低于黄河水位的情况,当即提出了治理方案。亲自实践,使其治水主张更加符合实际。

除黄、淮、运主要河道外,康熙皇帝对其他江河的治理也十分关注。据《奉天通志》记载,我国东北“辽河官堤之设,盖始于有清康熙”,对防止辽河的洪汛灾害,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关东粮食粮饷北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曾派人测量浑同江与辽河间的水运,打算将伊通河与东辽河沟通航运。这可谓是松辽运河最早的设想。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夏,他还派员勘测过鸭绿江和图们江,为治理提供资料。及至晚年,他仍指示治理了永定河工程。永定河原名浑河,从黄土高原上挟带大量泥沙,经常使河道淤塞,酿成水灾。早先,他曾在郭家务(今北京大兴县南)的浑河堤上,将豹尾枪立于冰面,亲自测量出河床已高出堤外地面,得知浑河成为悬河,是造成经常泛滥的主要原因。他就调集大批民夫,从良乡(今属北京)至东安(今河北安次县)开掘了一条长达200多里的新河道,使洪水分流下泄,并于两岸修筑堤防,使河水从此安流,水害不作,恢复了农业生产。于是,他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表示治河的成功。

在我国历史上,关心水利建设的皇帝不乏其人,而能亲自进行水利实践者却不多见。康熙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值得称道的。他对我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史学家称赞的“康乾盛世”,就包括康熙皇帝统治的时期。

        乾隆皇帝认为水利 “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

乾隆皇帝是清王朝继康熙皇帝之后又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开拓疆土,开创了大清帝国国力强盛的新时期。

乾隆皇帝继位之初,水旱灾害经常发生。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常有旱灾;广东、湖北、河南常发大水;浙江、江苏受海潮威胁;河北、山东、安徽和苏北地区则水旱交替。乾隆皇帝看到稳固的统治背后,隐藏着社会经济的危急。一次,他在勤政殿对大臣们说:现在人口越来越多,吃饭问题越来越突出,假如遭遇水旱灾害,怎么办呢?我们君臣如果不及早筹划,做好准备,到时候肯定措手不及。他要求大臣们树立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乾隆皇帝主张,兴修水利、去除水患,应以预防为要。他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除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水利对农业关系重大,因此他要求各省督抚在平时就要讲求研讨,做到“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反对靠天吃饭和单纯依赖赈济。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各地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省,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把水利作为一项长期的和经常性的任务。

乾隆皇帝很重视调查研究。多次派大学士鄂尔泰、讷亲到全国各重要水利施工现场调查水道原委。命户部侍郎赵殿最勘查卫河和山东段运河,命钦天监正明图勘查拒马河,命督统新柱和四川I总督会勘金沙江,命大学士高斌和左都御史刘统勘查山东河道,命直隶属总督孙嘉淦筹划水利,命讷亲勘查江浙海塘,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进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打下基础。

乾隆皇帝认为,治理黄河“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在前代已有治河成就的基础上,他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毛城铺引河、淮扬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进行了疏浚,对清口进行了整治。乾隆皇帝一生多次出游,虽然有游山玩水的目的,但沿途凡有重要水利设施,莫不亲临工地,与大臣共同探求治理办法,表示对水利事业的关注。江南、甘肃、云贵、安徽、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员都纷纷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从当地实际出发,疏浚河道,加固堤防,修建陂塘沟渠、圩埂土坝等大量水利工程。

当时首都周围地区叫做直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华北地区,乾隆皇帝认为“直隶河道水利,关系重大”,因此对这一带的水利建设特别重视。永定河是该地区含沙量最高、汇流面积最大的河流,常常是造成重大洪涝灾害的根源,又直接威胁着首都北京的安全,因此成为当时治理的重点。修防之勤仅次于黄河。据《清史稿·河渠志》统计,乾隆年问对永定河进行较大规模的治理活动就有17次之多。乾隆皇帝曾多次亲自巡察,指导治河工作。先后命鄂尔泰、孙嘉淦、方观承等人主持治理,采取了诸如修筑堤埝、兴建减水坝、疏浚河道甚至人工改道等工程措施,提高了防洪能力,减轻了灾害损失。

乾隆皇帝还比较重视非工程措施在防洪减灾中的作用。随着 人口的增加,与水争地问题日益严重。乾隆皇帝在其御制诗中慨叹道:“上古田庐稀,不与水争地。今则尺寸争,安得如许地?”永定河修筑堤埝,一些居民房舍被圈在其中,乾隆皇帝觉得:“河中有居民,究非长久计。相安姑弗论,宜禁新添寄。”有些居民安土重迁,汛期往往受灾。乾隆皇帝三令五申地命令将这些人迁出堤外,堤内土地也禁止占垦,否则受灾时不能享受赈济抚恤待遇。当时许多地方沟渠、淀泊都被附近居民围垦、占据,影响汛期的行洪和排涝。乾隆皇帝认为对于这种现象不可等闲视之,命令总督李卫,留心体察,让各州县“将旧有渠淀,查明造报,毋得隐匿。若有已经升科者,免其赋税。至有涸河之处,亦行确勘,不得筑埂筑坝,以阻河流之故道。庶积涝不致为害,而于地方实有裨益矣。”

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发生严重旱灾。为了缓和旱情,乾隆皇帝还命令直隶总督高斌督促民间打井灌溉。至乾隆九年二月,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2200余H,当时正值农忙季节,“亟需浇灌,民间俱各踊跃从事”。天津、河间两府也都“以次办理”。顺天府霸州也打井2000余口。山西道御史胡潮生上奏,主张大修畿辅水利。他对河间、天津两府的地表水资源进行了调查统计,认为在直隶地区这两府河流最多,“若蓄泄有方,即逢旱岁,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Et之蓄积,亦可撑支数月,以待大泽之至。”建议国家拨出专款,派遣大臣到畿辅各地办理。乾隆皇帝对这一奏折予以高度重视,说道:“畿辅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必简用得人,始能有益无弊。”他命对该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吏部尚书刘于义会同直隶总督高斌一起督率办理。不久,在他们的建议和主持下,修复了宛平、良乡、涿州、新城、雄县、大城等地的旧有渠淀,开挖了许多新河道,其他堤埝、涵洞、桥、闸等工程,“也都次第开工”,使灌溉面积有了较多的增加。

乾隆皇帝还比较注意培养和选拔水利人才。清代选官基本是通过科举,使得工程技术人员奇缺,“通晓河务之大员,甚为难得”。他听说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曾担任南河厅员和浙江海防兵备道,对河防有一定研究,就传谕给朱定元,要其仍然“将疏浚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浙江按察使完颜伟担任海防道员,熟悉浙江海塘事务,主持兴建尖山海塘有功,于是乾隆皇帝将其提升为江南河道总督。他还规定,担任过河官或者熟悉治水业务的地方官员,可以在履历中注明,优先提拔使用。这种办法鼓励有更多的官员重视水利、热心水利、献身水利,促进了水利的发展。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与水利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为了拯救中国,他奋斗一生,对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出发,他特别重视研究和筹划中国的实业建设,关心水利事业的发展。

1894年,他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建议改良政治,谋求国富民强。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他特别强调水利的重要性。面对当时江河紊乱,水利不修,灾害频繁,人民流离失所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慨叹道:“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得利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当时大江大河水患频繁,广东的东、西、北三江,“为患年甚一年”;其他各省也都“比比如是”。每年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通国计之,其数不知几千亿兆,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他主张学习西方国家设立专管农业和水利的机构,“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还主张利用农业和水利机械,因为“一器能溉干顷之稻”,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后来,孙中山先生提出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把江河防洪与解决民生吃饭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要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将防洪减灾分为治标和治本两种方法。他说:“完全治标方法,除了筑高堤之外,还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带来浚深,把沿途的淤积泥沙都要除去。”这样,即使发生大水也不至泛滥到各地,水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要同时办理”。他注意到森林砍伐与洪水灾害的关系。由于滥砍滥伐,许多地方茂密森林变成濯濯童山,一遇大雨,没有森林吸附雨水,汇流速度加快,山上的水马上就流到河里,河水便很快泛滥起来,酿成水灾。因此,他认为,“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

1917~1919年,孙中山先生集中精力研究制定了宏伟而又具体的《实业计划》,列入他的《建国方略之二》,作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在这个计划中,水利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对于长江、黄河、珠江、淮河的治理,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设想。他特别关心长江的治理与开发问题,对长江流域的防洪、航运、水力发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研讨。他认为,“凡改良河道以利航行,必由其河口发端”,“吾人欲治扬子江,当先察扬子江口”,把长江入海口治理作为首要任务。他设想修筑海堤或石坝,束水挟沙入海,“以潮长、潮退之动力与反动力,遂使河口常无淤积。”对于长江入海口自然形成的三股水道,他认为应当统筹全局,堵闭南北两水道,而“采中水道以为河口,则于治河与筑港两得其便。”他计划对万里长江进行渠化整治,使其航运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他认为,“此计划比之苏伊士、巴拿马两河更可获利。”

孙中山先生还特别关注长江流域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他认为长江上游干支流上都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当时有人对宜昌到万县之间的水力资源进行过考察,提出这里可以发电3000余万匹马力。对此,孙中山先生大受鼓舞。认为这么大的电力,比当时世界各国所发的电都要大得多,如果开发出来,“不但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他还由此推想开来,设想如果能够充分开发利用长江和黄河的水力资源,“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拿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孙中山先生率先提出了兴建三峡电站的计划,并把它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超人的远见卓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治理江河,孙中山先生生前的理想绝大部分已经变成现实,并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了他的设想。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庄严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为三峡工程奠基纪念碑揭幕,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几代人的“三峡梦”将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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